因此，必须在司法审查与绝对不干涉之间确定取得一个平衡，结果无疑应是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
[41]虽然司法自制的范围、程度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可能会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术领域内的司法审查始终存在一定的界限。因此，仅根据此逻辑推理，我们至少已能作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交叉的部分的判断，大学自治的事项中可能有法律保留的事项，法律保留的事项中也可能有着大学自治的事项，大学自治不一定绝对不受法律保留的限制。
[44]参见马怀德：《学校、公务法人与行政诉讼》，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433-44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再次，从基本权利的重要性理论来看。从对内关系上讲，大学仍负有尊重内部成员基本权利的义务。由此可见，基本权利理论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对基本权利重要性的看法。在以往高校基本成不了被告的状态下，学校不用担心随时被学生推向法庭，还会乐于尽量作出一些更适合自己学校的特点的规章。
从对外关系看大学自治则侧重于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涉，所以应强调司法审查的有限性。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势适时适事的制定各自的内部规章，这是学校形式其大学自治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已先后加入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6大核心公约。
对公权力缺乏系统的限制性规定，学界广泛认可的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过剩禁止原则在当前权利立法中都缺乏明确的规定，立法法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从中国对待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做法来看，虽然经由国内立法生效这一做法有助于公约内容的细化和可操作化，但同时也为通过国内立法过滤公约内容提供了契机。从我国已经制定的几个有关选举的法律来看，这些法律贯彻的都是多数决的民主原则，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还是《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国权利立法存在着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以及对国际人权公约态度不够积极等问题，导致诸多公民基本权利被悬置和虚化。
但相关行政处罚措施方面明显缺乏程序性规范和救济性规范，使得现实中的执法、司法很难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中国在落实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的做法是，国际人权公约只有经由国内立法的具体化才能获得实施。
因而，从权利立法的方向切入，对当代中国基本权利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思路，对于法治中国建设意义重大。可见，基本权利效力不足、保障乏力、救济无凭的根源，仍在于抽象的基本权利模式及其运作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并将其提升至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其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公共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的范式转换，中心内容则是行政体系的自我再造，直接目标则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化行政体系，为国家的善治创造条件。然而，中国宪法基本权利却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抽象的基本权利。
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基于对公约的认知和本国国情，中国对公约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保留。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司法系统本可以在我国法律适用与完善中扮演重要的建设性角色，但由于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案件被屡屡拒绝受理，即使受理了也只能直面大面积败诉的命运。概言之，我国基本权利立法内容方面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宪法宣告的许多基本权利至今仍然停留于宪法文本的宣告之上，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将其具体化，解决基本权利享有和保障上的有法可依仍存在问题。在学者看来，维稳模式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
（2）以低位阶的立法取代法律，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虽有助于为后来立法积累经验，但事实上却为行政执法部门不受限制的行政裁量提供了空间。尽管中国已经制定了较多的规范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文件，但仍有许多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类型未能写进宪法，如生命权、生存权、财产权、迁徙自由权、适足生活水准权、罢工权、知情权等重要权利。
因为一个法律体系实质的成熟程度是以该法律体系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为衡量标准的：法治是人们追求的治国安邦的理想，它本身是一种形式、一种状态、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真正的人权和其它诸种基本权利。这一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改变，能够尽快做出改变进而较好地促进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的现实可行路径，就只能寄望于立法者积极主动地进行基本权利立法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有关方面按照该法的规定在北京市域划定了数处游行示威地点。上述基本权利体系由《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三大人权文件予以明确规定。问题在于，立法法有关法律保留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其一，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承认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列的基本权利，并且第一次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基本人权，依次为公民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对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力缺乏明显的界限和程序限制，在补偿标准方面也明显偏低，导致公民财产权利事实上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为此，必然要求基本权利立法更加完善和深化，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社会生活创造条件。
我国权利立法在此方面的一个明显缺憾，就是宪法和法律都未明确承认宪法未列举权利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以至于公民权利救济面临着法未规定则不予救济的难题。即使宪法比较注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立法保障方面也有重要缺失，如对住宅权便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公民住宅屡受侵犯、屡遭强拆，住宅利益无法得到较好保障的制度原因。
他们可以是立即适用于，直接规定行政和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中国是两大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因此负有在宪法和法律上落实公约的义务。
有的学者将这些成就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有关国家机关的组织及职权行使方面的法律，基本上建立了有关国家主权方面的法律，创立了有关地方自治的法律，创立了一批有关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现代国家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模式，国家作为秩序建构的唯一主体对作为客体的社会予以规则化调整，而构成社会之原子的个人与法人则必须遵从国家的单向调整。
（6）关于公民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规定，虽较其他方面的立法更加完善，但仍大量依赖于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保障层次较低，城乡差别、地域差别明显。3.无论国家从追求秩序的维稳模式向权利保障的法治模式的转向，还是从统治视角的管理向善治视角的治理的转向，都共同指向对立法者的根本要求：基本权利立法应实现从选择性作为和消极作为向全面积极的立法态度的转向。承认人民享有宽广的自由，有利于启动公民的自主精神。仅当年8月份境内申请游行示威的就达74起、146人次，境外提出的申请为3起、3人次。
2005年2月3日，董坚等以个人名义将卫生部告上法庭，要求裁定卫生部行政不作为。更何况，在中国宪法采取抽象的基本权利保障模式的情况下，公民权利保障只剩下立法这唯一可行的路径，立法机关的积极作为之于中国人民的权利事业具有构成性意义。
这一原则随后得到多部重要宪法文件的承认，美国《权利法案》第9条则以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形式作出规定：本宪法对于一定权利之列举，不得解释为否定或轻视人民所保有的其他权利。因此，应通过原则性规定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对法律保留做出进一步更加严格的规定，以消解下位立法变相做出不合理的权利限制规定及其低效力等问题
如果基于一般法理的理解，根据该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下，就拥有自由裁量权。《若干解释》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扩大了非诉行政执行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范围。
基层人民法院认为需要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这部分案件不仅数量多，处理难度也大，个别基层法院甚至积压了上千件涉及拆违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针对当时行政裁量问题未引起美国行政法学界充分重视的状况，戴维斯教授曾指出：屋顶的前后两端，其中一端显然已经相当坚固了，但是大多数学者仍然蜂拥在这一端研究如何防止屋顶的渗漏。[21]《若干解释》第63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近几年来，随着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大幅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问题，越来越多的法院通过颁布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将非诉行政执行的审查方式予以具体化。有的由立案庭立案，行政庭审查，再交由执行局负责执行。
在非诉行政执行中应当赋予被执行人对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的救济权。关于裁定的送达问题，《行政强制法》第5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
但最后的立法中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法院无法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
